幕后 ｜ 访谈摄影师Sarah Lee

伦敦的Sarah Lee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摄影师，过去20年一直为《卫报》和《观察家报》摄影。Sarah专注于肖像、特写和艺术创作，她特别专注于人物的拍摄以及分享的拍摄人物的经验。她的作品发表在各种出版物上，包括《时代》杂志、《公告牌》、《滚石》和《名利场》的封面。Sarah的音乐经历也促使她为酷玩乐队的Mylo Xyloto专辑拍摄商业肖像。除此之外，她还是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联(BAFTA)的官方摄影师和徕卡大使，Sarah的众多客户包括Visa、Apple和伦敦交通公司。我们对莎拉进行了采访，了解了她有趣的职业生涯以及一些2020年即将到来的项目。

我来自西米德兰兹郡，在我18岁生日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份生日礼物，是一台满是灰尘的宾得K1000（配置了50mm 1.6的镜头）。起初我是相当失望的，因为我希望获得当时流行的时髦的35毫米Olympus和印刷机。但当我弄清楚如何使用它的时候，我真的开始喜欢上摄影，并开始有点着迷。后来我搬到了伦敦，在伦敦大学里学习英国文学，但我开始读学生报纸(他们会给你提供免费的电影和进入暗室的机会，这是无价的!)。报纸正经历着黄金时期，当时的图片编辑是Abbie Trayler Smith。Dom Tyler，Ed Alcock和Sim Chi Yin等摄影师也在排队等候《放大版》。摄影实际上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学位，与我正在做的“正式”学位并行。

我真的没有可以模仿的人。相反，我是在自己的想象中不断尝试，但有许多人是我崇拜的，他们的工作激励着我，也让我开心。我的摄影偶像是不寻常的:20世纪的(主要是人文主义的巨人)，像卡蒂埃-布列松、麦卡伦、维维安迈尔、雪莉贝克、欧文佩恩、威廉埃格斯顿、赫尔穆特牛顿、斯蒂芬肖尔、李米勒等-以及一些近期的摄影师:波利·博兰(Polly Borland)总是让人敬畏，尼尔·利伯特(Neil Libberts)(我们在《卫报》和《观察家报》共事多年，我为此感到无比的兴奋)、沃尔夫冈·提尔曼(Wolfgang Tillmans)、布鲁斯·戴维森(Bruce Davidson)、约翰·布尔默(John Bulmer)、布莱恩·哈里斯(Brian Harris)、简·鲍恩(Jane Bown)等等。

当时我是一名研究默多克传记的研究员，我为小说家艾里斯·默多克拍了一张照片，这引起了当时的图片编辑埃蒙·麦凯布的注意。那一年(1999年)，他自己最喜欢的照片就是她的照片，他一时心血来潮，邀请我去《卫报》做一周两天的试用期……然后我就一直呆在那里了。

机缘。酷玩乐队成立时，我刚好和他们一起上大学，并和他们共用一间宿舍的走廊。我认识他们，是因为他们是我同住一室的室友的密友(也是一直非常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Mat whitcross)。事实上，在我在《卫报》工作之前，我卖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乐队的写真，那是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《Parachutes》的内页上。很明显，当我在摄影生涯的最底层找到自己的立足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一跃成为全球的超级名人。这些年来，我确实在一些奇怪的派对上见过他们，但我不是专业的。然后，他们制作了一首圣诞单曲，由Mat whitcross制作视频(他多年来为他们制作了许多视频)。那天我是一个悠闲的人，他问我是否能过来拍几张。我就来了。克里斯·马丁真的很喜欢这些照片，并让我为他们即将发行的新专辑进行更正式的拍摄。考虑到新酷玩乐队专辑的大制作，这次拍摄的安排越来越多，直到城市机场雇佣了一名现场涂鸦艺术家，在整个千禧磨坊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活动。拍摄的很顺利，我又被邀请回来继续拍摄——接下来的拍摄涉及到租用旧金山金门大桥旁边的整个废弃空军基地。这不是我一直想做的那种工作，但它很有趣，创造性地令人兴奋，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激励。它还给了我足够的钱，让我把尼康的装备换成了徕卡——这个选择对我来说真的很有突破性。

几年前，一位摄影师伊恩·德里(Ian Derry)把我介绍给了英国电影学院奖(BAFTA)当时的摄影主管珍妮特·达利(Janette Dally)，她喜欢我的作品，并邀请我拍摄我喜欢的颁奖典礼的所有区域(红地毯、休息室、后台、晚宴等)。我决定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非常公开的活动中的亲密时刻，去掉所有品牌和“人们穿什么”等视觉上的噪音，尝试引用早期的经典“好莱坞”形象。珍妮特对我写的文章非常满意，我也很幸运地在第二年再次受邀。然后再一次。当她搬回她的祖国新西兰时，我很幸运地与新任摄影主管克莱尔·里斯(Claire Rees)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我每年都是受到邀请才去那里的，到现在已经六年了，我认为我们正在构建一个良好稳定的系列作品。

《West of West》目前由Unbound出版，在Waterstones等出版社有售。在冲浪领域的年纪来说，37岁已经相当老了，但我还是决定克服20年来对海洋的厌恶，学习冲浪——我得补充一点，这项学习正在进行中。当时我和丈夫在洛杉矶，住在我们都很熟悉的小镇--是我们2005年结婚的地方。过去，我们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那里。每天早晨，我沿着神奇的克里斯托弗·哥伦布跨大陆公路（又称为“历史性” 66号公路，或更通俗的被称为洛杉矶的10号高速公路）开车去海边。66号公路的正式终点是著名的圣塔莫尼卡码头的尽头。直到我站在冲浪板上回头看海岸，我才真正体会到美国西部边缘的那种感觉。在我前面是美国，在我后面只有水，直到日本。没有其他的东西。

我为这个系列工作了很多次，三年里每年大约去两到三次。我只使用了一台相机(Leica Rangefinder)和同样的35mm定焦镜头，闪光灯强度也不高。我需要关注的只是在我自己已经设定的参数内建立框架，并试图在日常生活的偶然随机性中寻找意想不到的图像和时刻。

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表现我对人的真正兴趣，不管他们是谁。这就是圣塔莫尼卡这个大熔炉吸引人的原因。种族融合，还有追求阳光的富人、在城市里休息的上班族，以及花光最后一点钱到西部去享受阳光的迷失的贫困灵魂。这就是我试图记录的东西，用色彩和语气来连接他们的故事。

我也许会选择1998/9年拍摄的艾里斯·默多克（Iris Murdoch）的肖像。我仍然为此感到非常自豪，它肯定改变了我的生活。如果没有McCabe看到它并向我提供《卫报》的工作，我想我不会考虑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的可能性。有这样确凿的证据证明在某一特定时刻你的生活，这很奇怪。

我使用Leica M10，M10-P和Leica Q2。关于镜头，我使用50mm f / 1.4和35mm f / 2进行80％的工作，使用28mm / 90mm / 24mm进行其他工作，使用Leica M6进行一些个人工作。旁轴相机确实对我有用。我喜欢能看到画框外的东西，能预见到画框线内的移动，这是单反相机做不到的。我喜欢使用较小，较慢的（手动）系统。手动对焦似乎对我有用，而真正复杂的自动对焦却没有。我不确定为什么徕卡的系统如此适合我和我喜欢的工作风格，但它确实是。我现在甚至在商业广告拍摄中使用旁轴相机——这让一些创意总监感到吃惊。

最好的相机就在你手里，通常是你的手机。现在手机摄像头是如此的先进，使得一些有趣的发展成为可能。但是，就像所有的镜头一样，如果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它只是金属和塑料！

如果我必须选择那是50mm f / 1.4的Leica M10-P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起，我就断断续续地使用Billingham相机包。但自从2011/12年我决定使用徕卡套件后，我就一直在使用Hadley Pro。我把它们填得太满了，它们的生活非常艰难，所以我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一些问题。它们可以装下3个徕卡，3或4个镜头，一支闪光灯，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各种电池，线缆和配件。我发现只要再努力一点，我就能把一本小说和一条围巾塞进去!

在工作中的每一天以及旅行中，我都会随身携带Hadley Pro。

记住要知道自己的价值。如果它好到可以出版它就好到可以付钱。当有人给你提供“曝光”代替支付，或用一些模糊的概念，让你认为下次将会支付，99%的可以确实这是场骗局。这是一个艰难的行业，但还是可以谋生并保持下去。开始了解自己的价值是职业的好的开始。

学习冲浪是一种完全的快乐，虽然我一点都不擅长！我很爱弗里达，我们的老雪纳瑞犬。